第三百九十章：賢良文學的禍害

宋應昌這會兒是把之前整理北宋熙寧變法的事全都分派下去了。反正現在人夠多，這些收尾的事情，三位好友都能勝任。

自己則趁著新年再趕一趕羅龍文之前說的儒家上位史的整理。

其實就是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尊崇儒術”，儒家正式在漢武帝時期登上舞台，但隨著董仲舒不被漢武帝重視，儒家並未實現定位一尊的願望。

直到霍光輔政期間，為了戰勝桑弘羊為首的道家舊官僚，全麵啟用毫無政治根基的賢良眾人。

從此，賢良上位，又由於賢良多重視師承，相互連帶，以至於即使霍光還政宣帝，宣帝也不能徹底廢除賢良，而是扶植另一派賢良取代掌權的賢良。

又由於賢良相互師承姻親關聯，所以，霍光下台後的人事變動本質上就是外甥打燈籠照舊。

由於賢良士子本人並不習數術易理工商，因此其往往以道德之士自居，以品行論高下，能力則次之。

恰恰由於賢良本身學習範圍畫地為牢，根本無法應對新情況，新問題。因此，賢良在往後曆朝曆代都是王朝統一後才站上前台。

為了解決其能力不足問題，其政策往往就是禁止一切超出其治理能力範圍的活動，轉而打造一個他們擅長的道德社會。比如抑製商業，禁止海貿，推行祖製。企圖君臣垂拱而天下治，就是什麼都不做，每天都是昨日的重複，日複一日，世世代代躺著就把俸祿掙了。

另一個證據是，一旦王朝商貿繁榮，賢良的地位就會受到衝擊，因為他們根本無法應對商業帶來的新事物。比如唐朝西域絲綢之路。在武周以前，賢良一派都休想當朝廷的話事人。

待到宋朝，雖然西域有西夏遼金阻隔，但海貿卻也大興。特彆是南宋一朝，為了支付高額的歲幣，不得不加大海貿交易。

新興的事物促使朱子再一次把自己從賢良的道德文章中剝離出來，重新認識格物致知，存天理，滅人欲。

朱子之理，將西漢初年的道家與儒家結合了起來。何者為理，理著道也。

先秦及以後，士子特彆是賢良多厭惡道家，一大根源在於道生法。循天道辦事，必在人間立法。道家難免轉變為法家。天道遠而人道近，何苦舍近求遠呢？當然，更關鍵是沒有誰能保證自己掌握了天道，當世之人還無法驗證天道。

這種一個人的天道，最終也難免黨同伐異。

然而，這不是天道的問題，是當世之人不張我演繹與歸納兩大求證天道工具的問題。

在先秦之時，法家上台，何以百姓苦不堪言。其根源在於，法家的法與道家的道不是同一個東西。法家的法是一個人的道，往往也隨一個人的生平而波動。

天道無窮，一個人的道如何能認作天道。這也是所有法家治國，最終難免皇族、君臣內亂收場。以一人之法奪千萬人之道，怎麼會不失敗呢？

賢良往後前年正式借用前秦的法家汙蔑了“法”這個概念，並混淆法家的法與道生法的法，從而導致天道無法，天道不昌。

曆史從周朝的青銅走向秦的黑鐵花費800年，而正式由於賢良的乾擾，導致冶鐵從漢朝截止大明一直是曆朝最強工藝。曆時已近兩千餘年。

賢良無疑是成功的，從減緩天道的發展速度來減輕統治的難度，又通過治亂循環來清理一大批不適合管理的人，從而使自己永不落伍。

哪怕是朱子提出理學，修補了賢良中道的缺失。但朱子本人在南宋都不得重用，早早就被束之高閣，其理論怎麼可能會得道大範圍應用。隻敬仰朱子之學卻不敬仰朱子本人，甚至朱子的親傳弟子也鮮有長期入政為官的。所以，南宋的行為，有幾分符合朱子之理呢？學南宋是學不來朱子的，隻會學成朱子所批判的反麵教材。

宋滅之後，元朝禍患江南，搜山檢海，正義之士十不存一。到太祖披荊斬棘再造華夏時，天下能識字的讀書人都是極少的。何況能正確理解理學的呢？

於是乎，又有人以人道替換天道，理學則淪為人理之學，格物不涉及天道，則格物不過是一句虛言。理學再一次被賢良派掌握，朱子之理則孔孟之儒再次被鳩占鵲巢，指鹿為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