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遺傳大會”的第一天彩旗招展，晴空萬裡，組織方得到了與會專家的多方好評。
然而，楊銳是一點開心都欠奉。
他手裡的PCR儀送的隻剩下一台了，但他並沒有收到什麼有用的回複。
當然，一天時間太緊張了，沒有收到確定的回複才是正常的，可作為當事人，楊銳又如何甘心。
“國際遺傳大會”總共就三天時間，第一天沒消息，第二天再要是沒消息的話，等第三天，各種演講和做報告的位置都填滿了，再得到某位大佬的推薦也是閒的。
楊銳是希望在公眾科學家麵前闡述自己的工作，並不是在某個大佬的支持下保護自己的成果。
他的論文內容翔實，前途光明，他用不著科學係大佬的保護，隻要公開就是對他最大的保護。
可誰又能想到，公開論文也是一項困難的過程。
寄往《nature》的論文至今沒有消息，楊銳既不能一稿多投，又不能通過普通媒體傳播——他倒是想要通過普通媒體傳播，很多科學家都是明星科學家，PCR原版的作者穆裡斯就是如此，此君愛衝浪喜美人，從來都是以另類科學家的身份出現在公眾麵前。
可就80年代大美國的環境，另類科學家隻可能是白人種的，連黑種人都不可能，更彆說黃種人了。
大美國的公眾，根本不在乎美國以外的地球發生了什麼事，對他們來說，地球中心要麼是曼哈頓，要麼是好萊塢，遠東太遠，完全沒有必要去了解。
大美國的媒體的眼光要長遠的多，他們通常能看到歐洲，對大西洋的關注與對非洲的關注一樣多，至於亞洲和大洋洲發生什麼事，關他們鳥事！
如果說學術界還能以成果論英雄，美國的公眾媒體的價值導向純粹就是偏斜的，自然沒有蘇聯偏的那麼厲害，但也偏的夠厲害的。
天底下或許有什麼辦法能讓楊銳通過普通媒體傳播自己的名字，但楊銳完全想不到那些方法。
而且，他也不知道普通媒體的傳播是否有用。
眼瞅著工作人員開始收拾大廳內的垃圾，楊銳站在中間，一籌莫展。
張大勇教授是看著楊銳整天來來往往的推薦自己，想想都替楊銳心酸，此時主動過來，開玩笑的道：“舍不得走啊，再不走，就趕不上晚飯了，美國人的飯可貴了，一個漢堡，和咱們的肉夾饃差不多，就敢要好幾美元，吃一個還吃不飽。”
楊銳沒心情說笑，隻道：“您胃口真好。”
“我們那個年代過來的，誰的胃口能不好，我一頓吃一盆麵，還排不到前麵呢。”張大勇說著拉著楊銳的胳膊，道：“走走走，咱們先去吃飯，吃飽了才有力氣嘛。”
“不用安慰我，你們去吃飯好了。”
“你呢？”
“我……”楊銳遲了一下，道：“我想去周圍的餐廳走走，看能不能再找到點什麼機會。”
張大勇看著比自己兒子還年輕的楊銳，頓時心酸化為心疼，強拉著楊銳，道：“彆去了，跟我們一起去吃飯，晚上我幫你找找關係，我認識幾個老朋友都在美國了，請他們出麵引薦的話，比你在餐廳裡瞎碰運氣好多了。”
在餐廳裡攔住一名學者就毛遂自薦，這確實等於瞎貓碰著死耗子，遇到脾氣好的還行，遇到脾氣不好的，學者損人是不用帶臟字的。
楊銳猶豫著道：“不用這樣，我隻是想再試試而已。”
“還試什麼，咱們在實驗室裡試的夠多了，難道做一個報告也要試來試去？”張大勇挺停了一下，又道：“我不知道你是怎麼想的，要是我的話，我是不會追求一定做一個報告的，不過，你還年輕，你想做一個報告，說點想說的東西，我也願意支持，咱們先吃飯，吃完飯，我就打電話，好不好？”
“張教授，不必這樣。”
“你不要和我客氣了，這事我願意，我想幫忙，你不要攔著我。”張大勇用六七十年代的風格語言，表述自己主動幫忙的意思。
楊銳心中有暖流潺潺湧過。
打電話找人幫忙，需要什麼樣的人情，楊銳不知道，但他知道，就以自己與張大勇的關係來說，萍水相逢，人家能托人幫他引薦，那是很大的付出了。
然而，楊銳想要的卻不是幾個月以後的引薦，到時候，《自然》是否刊登的結果都出來了，時間也耗費掉了，再出國一趟也很難……
不過，這確實是一次機會。
幾個月以後的事誰都說不上，《自然》拒稿了，不見得《JMC》就不拒他的稿子。
越是革命性的論文，其實越要小心謹慎，因為審稿人很可能是一個死腦筋。
如果因為認為學者是知識豐富的人，因此就是思維開放的人，那就與相信高官更有道德感一樣可笑。
曆史上的賽麥爾維斯就是一個很不錯的事例，這位匈牙利人在維也納發現了產褥熱與“毒素”之間的關係——那個時代還沒有細菌的概念，造成產婦死亡的產褥熱病被賽麥爾維斯認為是接生的醫生在解剖屍體時帶來的毒素，雖然認識有偏差，但賽麥爾維斯的決定是正確的，他命令所有給產婦接生的醫生必須洗手。
聽起來可笑，但在19世紀的歐洲，在那個相當於中國道光年間的時代，醫生們不僅不洗手，他們甚至不洗衣服，以至於白大褂的圍裙上沾滿了血跡和碎肉塊。
血跡的來源廣泛，碎肉塊的來源往往是屍體，學醫的實習醫生每天早晨解剖屍體並上課，下課以後就去產科幫忙接生，期間並不洗手，由此造成百分之十六的死亡率……
而在賽麥爾維斯的洗手令下達以後，他所在的產科的產褥熱的死亡率從16%下降到了3%。
如此美妙的結果，在賽麥爾維斯發表了論文以後，卻並未得到同行們的認可。
相反，賽麥爾維斯得到的是狂轟亂炸，自命神聖的醫生們不能接受死亡是自己帶來的這種理由，而他的解釋方法也與歐洲一貫的醫學理論不一致，當年的歐洲病理學是一種中醫式的理論，他們認為每個人的疾病都與每個人的獨特體質有關，所以診斷應該根據每個人的特異體質來進行，將一種複雜的疾病解釋成是毒素，在當年的歐洲醫生們看來是輕率且大逆不道的。
更何況，提出此點的還不是奧地利人。
最終，發表了革命性論文的匈牙利人賽麥爾維斯在維也納找不到工作，隻能返回自己的家鄉，並在一番理論大戰之後，被妻子送進了精神病院，慘死在精神病院看守的棍棒下。
楊銳倒是不擔心自己被棍棒打死，但誰又能保證這一個下一個期刊社的編輯和審稿人是思想開放，神誌清晰的明白人呢？
“謝謝你，張教授。”楊銳決定接受張教授的好意，付出的人情，來自再還好了。
儘管不是立即有效的措施，但至少是一份保險。
張教授的心情愉悅起來，笑道：“現在可以吃飯了？”
“吃飯。”楊銳笑著點頭，放棄了去餐廳碰運氣，或者說，自取其辱。
兩人說著話，上了大巴車。
兩輛大巴車拉著所有學者和管理人員，到某個偏僻的中餐館坐定，就見川菜一並各種酒被端上了桌。
“茅台、伏特加和威士忌，誰想喝哪種就選哪種。我先說好，威士忌和伏特加都沒有茅台貴哦。”負責招待的是當地領事館的人員，兩名很豪氣的男人，用高腳杯裝烈酒分給大家。
楊銳選了茅台，沒怎麼來得及品，就被碰杯了兩次，乾了下去。
儘管經常鍛煉，身材強壯，四兩白酒入肚，還是讓楊銳覺得胃裡一陣翻江倒海，趕緊吃了兩口米飯墊墊。
隨著四兩烈酒入腹，酒桌上的氣氛也漸漸融洽起來。
許多學者要經費要項目，都是陪著官員喝酒喝出來的。在一名科技處的處長就能卡住教授脖子的年代，底層和中層的學者少不了要請客喝酒。
就是楊銳讀研的時代，學校裡的教授都以此為立身之本，更彆說是酒肉喧天的八十年代了。
楊銳自己的心情也不很好，來者不拒的喝了兩杯酒，漸漸頂不住了。
這時候，學者們也開始吹牛了。
這個說我的成果如何如何重要，那個說我在地方上怎麼吃的開，另一位就說我年輕的時候怎麼怎麼放棄了機會……
說著說著，就有人拉著楊銳PCR技術品鑒了起來。
楊銳整日都在會議廳裡瘋狂的分發和介紹自己的研究，當然，這樣做的人每年總有幾個，但像是楊銳這樣的中國年輕研究員，在中國團隊中就很引人矚目了。
因著楊銳的年輕，大家也不用在乎楊銳是否同意，幾個喝得醉醺醺的學者，當場找出楊銳分發過的資料，一邊讀一邊評價。
“太簡單！”左一的男人如是言。
“機會主義。”左二的男人看到的是PCR的特殊性。
“有點意思。”左三的男人看到的是結論，轉頭又以符合主流的話語道：“也就不過如此了。”
楊銳木著腦子聽鄰桌的人評價自己，也懶得辯駁，乾脆喂自己兩高腳杯酒，呼呼的睡去了。
其他人討論也愈發快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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