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最後的絕唱

鹹豐六年秋天，六十三歲的魏源離開興化，沿古運河前往杭州。Www.Pinwenba.Com 吧這是在一個蒼老的季節裡，一個老人向另一個老人的告彆之旅。

是的，魏源老了，大運河也老了。三十年前他在陶澍幕中鼓吹海運時，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意氣是何等豪邁。如今，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個秋天裡，他又行進在這條因漕運終止而顯得冷冷清清的舊航道上。孤舟寒水，天低雲暗，蘆花蕭蕭，滿目淒涼，這景況正暗合了他的心境。儘管一本《海國圖誌》使他名滿天下，但名氣有時是不能當飯吃的，特彆是在勢利的科場和官場，名氣更是一文不值。“惠抱蘭懷隻可憐，美人遙在碧雲邊。東風不救紅顏老，恐誤青春又一年。”這是何紹基為他鳴不平的詩，他就這樣在屢敗屢試中誤了一年又一年，直到道光二十五年五十二歲時，才中了個三甲九十三名，這樣的名次，對於一個名滿天下的大學者來說，簡直是一種恥辱。我查了一下道光二十五年的登科錄，那年的狀元是一個叫蕭錦忠的湖南人，此公是個平庸無為的孝子，奪魁後，在翰林院當了兩年修撰，便回家奉養老母去了，直到在一個冬天的夜裡，因喝醉了酒不慎被爐火燒死。但就是這個怎麼看也不起眼的蕭錦忠，當年在科場上的排名卻要讓魏源踮起腳尖才能看到。其實，就是把清代所有的狀元加在一起，也肯定比不上一本《海國圖誌》的，僅從這一點看，科舉的遊戲規則也應該改一改了。

魏源在蘇北的小縣衙裡坐了幾年冷板凳，就辭官避居興化，把佛經作為自己的精神家園。大凡皈依宗教的智者都是有大痛苦的，魏源的痛苦或許在於他已經看出了清王朝不可救藥的大趨勢，既然無力回天，便索性橫出三界，寄望虛無。於是，他把人生的最後一座驛站選在靈隱寺下的杭州。

小船從內河繞過戰火中的瓜洲和鎮江，在諫壁附近進入江南運河。北風吹送著孤帆，省卻了一路上纖夫的辛苦。漕運的終止加上連年戰亂，古運河上一片蕭索，原先狹窄的航道也顯得寬敞多了。船到蘇州，魏源登岸小憩。蘇州是人見人愛的地方，從表麵上看來，這裡仍然一如往常，小橋流水，幽靜如夢，老圃秋香，金桂出牆。閶門的市肆仍然繁喧，山塘的仕女仍然靚麗，桃花塢的年畫也仍然充滿了俚俗和喜慶。但魏源已經感覺到，這座東南地區最重要的商業中心正在走向衰落，隨著漕糧改行海運，它的地位正在被鄰近的上海所取代。從此以後，蘇州隻能作為上海的後院而存在了，這裡精致的園林可以讓冒險家們縱橫四海的雄心得到休憩，這裡的深巷小樓裡為他們調教出一茬又一茬色藝可人的姨太太，而這裡溫麗的山水間則為他們準備了一方死後的墓地。一座曾在中國城市史上勃發出經濟和文化原創力的蘇州正在消失，它正在變成供人們休閒把玩的一把團扇或一曲評彈。秋風惆悵，美人遲暮，魏源歎息一聲，重又登舟解纜。艄公扳動櫓槳，攪碎了姑蘇城蒼老的倒影，舊日的繁華有如流水一般悄然逝去……

幾個月以後，魏源病歿於杭州。

就在這之前不久，武英殿修書處奉旨將《海國圖誌》修繕貼錦進呈，但對於鹹豐和他的清王朝來說，一切已經太遲了。

魏源的感覺沒有錯，不光是蘇州，中國東部那些比較純粹的運河城市都將無可奈何地走向衰落。所謂純粹的運河城市，是就它們對運河的依賴程度而言的，它們當初的繁榮就是運河滋潤的結果，它們和運河是瓜兒離不開藤的關係，也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關係。把這些運河城市和衰落聯係在一起是很讓人傷感的，這不僅因為它們的繁榮曾展示了在一個農業社會裡城市發展的驕傲，而且因為它們在曆次戰亂後所體現的那種令人驚歎的再生能力。例如揚州，鐵血之劍曾一次又一次地把它犁為廢墟，著名詞賦家鮑照的《蕪城賦》就是在這裡寫的，那種“饑鷹礪吻”和“崩榛塞路”之類陰森森的描寫讓無數後人不寒而栗，蕪城也因此成為揚州的代稱。可戰亂一過，揚州從血泊和瓦礫中站起來，輕描淡寫地理一理衣衫，將息好身上的創傷，照樣平頭整臉的，該做什麼還做什麼。一段時間以後，便又出落得豐容盛鬋，儀態萬方了。揚州的故事屬於大運河的曆史範疇而不屬於權力爭逐的曆史範疇，決定他命運的是大運河而不是任何一位帝王，即便是最殘暴的將領和最平庸的帝王，也不能阻止揚州那鳳凰涅槃般的再生，就如同饑寒交迫和風塵垢麵不能阻止貧家少女出落得飽滿鮮活一樣。這些不因為彆的，就因為它依傍著大運河，有艨艟連翩的漕運大觀作為它生命的背景，從那裡，它獲得了生命中所有的色彩、思想和文明的聲音。但現在不行了，隨著漕運的終止，大運河已被冷落在一邊，它生命中一個漫長的冬季降臨了。

同治初年，隨著太平軍和撚軍的相繼失敗，清廷內又發出了恢複漕運舊製的呼聲。這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因為當初改製隻是在太平軍兵鋒之下的無奈之舉。但同治初年已經不是鹹豐初年，更不是道光初年，雖然當皇帝的還是愛新覺羅氏的子孫，但在剿滅太平軍的過程中，以湘軍和淮軍為代表的各方諸侯已紛紛坐大，並分享了地方財政收入，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在正項漕糧以外的浮收部分，稱之為漕折。這是一筆很大的財源。恢複漕運舊製的呼聲理所當然地遭到了各方諸侯的反對，這中間以曾國藩風頭最勁。清王朝到了這個時候，中央政府的權威已大打折扣，現在他們不得不看地方軍閥的臉色了，既然各方老總們的臉色不好，那就隻能不了了之。

北京的舞台開始式微，上海那邊的好戲卻迫不及待地開場了。同治十二年十一月，上海輪船招商局建立，這在當時並算不上一件大事。但如果聯係到這一年發生的其他事情，你就會隱隱感覺到這至少不是一件小事。同治十一年發生了一係列具有終結性和開創性的大事。年初，曾國藩病死於兩江總督任上，這位以鎮壓太平天國起家的中興名臣的死去，也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仿佛為了印證這種論斷，這期間，由恭親王奕領銜修撰的《剿平粵匪方略》四百二十二卷和《剿平撚匪方略》三百二十卷相繼告成，那一幕讓清王朝不堪回首的曆史將從此被封存在厚厚的典籍之中，但願不要被重新提起。不久，容閎率領三十名留學生踏上了開往美利堅的海輪，這是中國政府向西方世界派出的第一批留學生。三十名拖著長辮子的青年才俊中，有一個叫詹天佑的，後來被稱為“中國鐵路之父”。再接著，就是上海輪船招商局的成立。

招商局起初隻有三艘輪船，後來又陸續收買了幾艘外國洋行的舊船。儘管貌不驚人，也不那麼張揚了，但黃浦江上喧鬨的汽笛聲中，畢竟有了屬於中國人自己的聲音，這開天辟地的大聲音立即改變了航運界的競爭格局，過去一直是美國的旗昌,英國的太古、怡和幾家公司之間互相傾軋，現在他們全都抱成一團，齊心協力地要擠垮招商局。招商局倒也不怎麼怯場，憑借著清政府給予的漕運專利及回空免稅的優惠政策，在競爭中反倒漸漸地顯山顯水，羽翼豐滿起來。而且，從這裡還陸續走出了一批近代中國的實業巨子，其中包括那位後來名滿天下亦謗滿天下的盛宣懷。在早期中國的洋務實業中，輪船招商局無疑是辦得較有成效的，而在它那巨大的轟鳴聲背後，則是大運河日甚一日的冷落。

大運河在冷落中流過十九世紀的後半葉，它目睹了那幾十年中一個古老民族的屈辱和痛苦，也見識了一些嶄新事物在它的身邊次第崛起。如果說招商局海運的汽笛聲離它還相當遙遠，那麼，另一個更大的聲音卻離它越來越近了——那是火車的轟鳴。

光緒二十七年，是中國傳統的辛醜年，也是公元二十世紀的第一年。

慈禧太後帶著光緒從西安回來了，他們是去年夏天被八國聯軍趕出京城的，走的時候蓬頭垢麵，倉皇辭廟，一路經河北、山西再到關中，惶惶如喪家之犬，丟儘了皇家的臉麵。去年經過的那些傷心之地老太婆這次不想再走了，回鑾走的是南路，浩大的皇家車隊沿著黃河南岸的古驛道進入中州大地，然後再折向北行。鑾駕到達保定時，剛剛接替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的袁世凱給了太後一個意外的驚喜，他特地為老佛爺安排了一段火車上的行旅——讓太後和皇上乘坐豪華的“龍車”回京。雖然鐵路出現在中華大地上已有了好幾年，但這個守舊而又虛榮的老太婆卻一直猶抱琵琶半遮麵，從來不肯賞光。現在看來，她似乎有意是為了等待逃亡返京的這一時刻，來完成這個曆史性的盛大典禮。火車開動了，車站上跪滿了花花綠綠的頂戴花翎，西洋樂隊嗚裡嗚拉地奏起了進行曲。這一對母子君臣在風馳電掣的火車上都想了些什麼，我們無法揣測；我們隻知道，鑾駕回京不久，清廷就發出了一道諭旨：裁撤東河總督，自本年始，各省河運一律改征折色。至此，延續了二千四百五十餘年，建築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漕運製度，終於最後退出了曆史舞台。

不久，朝廷又發布了一道諭旨：廢除科舉。於是，大運河上最後一道令人神往的風景消失了。

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個冬天，一個書生背著行囊全程考察了大運河。在很多時候，我就這樣站在古運河邊，而且大致總是在黃昏的時候。我不知道這是為什麼，也許因為眼前的衰颯氣象和古運河有某種相通之處吧。是的，我得承認，這當兒看大運河最能看出情調，因為目下的運河(主要是北段)已不再屬於詩人筆下的豔詞麗句，很有些沒落的了。

大運河是衰落了，又恰逢枯水季節，便愈見出衰颯中的戚容。所謂浩蕩和明麗自然都說不上，那淺淺窄窄的一脈，自然也失去了往日流暢的敘事風格。水邊結著薄冰，是脆弱的蒼白，有的地方呈現出類似於石硯上“眼”的那種花紋。水很小，又不時被沙渚割據開來，便有些嫋娜的意味。但兩岸的河堤卻很雄碩，器宇軒昂有如儀仗一般，雖顯得有點過分隆重，卻以其蕭索的河床證明著當初的浩闊。河灘上長滿了說不出名字的蒿草，一蓬一蓬的，一直鋪展到與薄冰的交接處。還有幾棵孤零零的柳樹，都有了些年頭，很難令人懷想那柳絲拂地的輕盈和春風快意。夕陽的餘輝從那樹梢上散漫過來，帶著溫存的傷感，撫摸著古運河邊的一切。它渲染出一種塵埃落定的安寧，也使得那表情呆滯的河水有了片刻的瑰麗。

火車的汽笛聲就是這時候傳來的。

那幾乎是一種驚心動魄的震撼。於是我看到，就在不遠處的曠野上，那龐然大物正呼嘯而過。它張狂、傲慢、旁若無人，那斬釘截鐵的金屬撞擊聲仿佛來自地層的深處。我這才意識到，鐵路和大運河其實是平行地向前延伸的，在我這一路上，它一直若即若離地跟著我，有時它貼近過來，近得幾乎能感到它那灼人的鼻息；有時又冷著麵孔揚長而去，一甩手跑得無影無蹤。現在，它又過來了——這次是在山東的德州。

翻開地圖，看一看鐵路和大運河結伴同行的軌跡，是很可以看出點意思來的。

無論是從北京向南還是從杭州向北，它們起初都是一起上路的，那兩根並行不悖的線條也曾維持了好長一段。但鐵路其實一直就很不安分，這種不安分源於它與生俱來的優越感和工業文明對農業文明的倨傲不恭，它是新世紀的驕子，它的名字就打著鐵與火的烙印，它有自己的思維定勢和價值取向，為什麼要跟著這位老態龍鐘的“老祖母”亦步亦趨呢?於是它開始走自己的路。從地圖上看，鐵路和運河兩根線條大致扭結成一個阿拉伯數字的“8”，但頭尾又各自拖了一條小辮，那是雙方並行的部分，在北端，是從德州到北京；在南端，是從鎮江到杭州(其間鐵路又經不住上海的誘惑，從蘇州向東拐出去一段)。而那個“8”字中間的紐結點則在徐州。如果再看看它們分道揚鑣的那幾段，我們甚至可以聞到那延伸的鐵軌有幾分趨炎附勢——用現在流行的說法叫“傍”——的味道。你看，在鎮江，大運河渡江北上，彙入了古邗溝。鐵路則馳心旁騖，拂袖西去，因為那裡有六朝金粉的古都南京。在德州，大運河彙入衛運河，而後經臨清循會通河南下。鐵路則獨斷獨行，兀自兜搭上了風光旖旎的泉城濟南，而後又想去聖人故裡的曲阜觀光，因為聖人看不慣它那種新貴的驕矜，隻讓它擦了個邊。大運河和鐵路就這樣從北京起步，到杭州結束，它們數次牽手又數次分袂，其中的糾葛和齟齬真是一言難儘。這是一次不平等的結伴同行，一次忠厚與倨傲，樸實與輕狂，忍辱負重與趾高氣揚的同行。

如果說大運河和長城的對比顯示出一種空間性，那麼，它和鐵路的對比則更多地屬於時間。一個是二千四百年，一個是一百年，時間的權力是絕對的權力，當蒸汽機車的煙霧飄散在古運河上時，後者便無可奈何地走向了衰落。

這種衰落是如此觸目驚心。在從鎮江到德州的每一座運河城市中，你都可以看到這種衰落的痕跡，感受到曆史老人悠長的歎息。隻要看看他們的名字：揚州、高郵、淮安(清江浦)、濟寧、聊城(東昌府)、臨清，稍微有點曆史知識的都會想到在明清以至更早的時代，它們那獨特的美學風貌和文化個性。現在，這些城市幾乎都在大興土木，籌建古運河公園和古運河博物館，不少城市還成立了古運河研究會，這種收拾打點本身就透出一股沒落貴族的味道。是的，大運河已成了它們昔日的光榮與夢想，它們曾因運河而豐韻鮮活、亮麗照人，成為農耕中國的商務重鎮。無論是文人、商人、女人，還是皇帝、官僚、仆役，都曾在這裡體味過生命的風神和熱力。但衰落似乎隻在一夜之間，它們好像中了什麼巫師的魔法，一覺醒來突然發覺自己灰頭土臉、韶華不再，成了不入流的三等都市，隻在古運河邊留下了幾條街巷的名字(例如大市口、皮坊街、瓷器巷之類)，羞羞怯怯地訴說著當年商賈雲集的繁華。當然，隨之衰落的還有那詩化的生命。而所有這一切，僅僅因為在大運河與鐵路紐結的那個“8”字中，它們成了被鐵路遺棄的一群。

起初，它們並沒有怎麼把鐵路放在眼裡，它們認為擁有運河就足夠了，犯不著去攀附那輕狂倨傲的異教徒。清光緒三十年(公元1904年)，當津浦鐵路修至山東曲阜時，為了線路的走向問題曾打了一場官司。訴訟的一方是有“天下第一家”之稱的孔府，主訴人是七十六代衍聖公孔令貽；另一方是德國駐青島的鐵路公司。案由是：測量鐵路的洋員竟將標杆插到了孔林附近，距西圍牆隻有五十丈。孔林是聖人寢息之地，豈能容忍那飛揚浮躁的洋玩意?為了這次訴訟，衍聖公曾親赴山東巡撫衙門打通關節，並谘會清廷的津浦鐵路大臣痛陳利害。麵對著孔府這樣背景很硬的家族，洋人也很知趣，他們同意拔掉孔林前的測量標杆。但孔府方麵仍不肯罷休，堅持必須把鐵路修在十裡以外。這場官司的最後結局是孔府勝出，鐵路隻得乖乖地改道兗州。在那個時代，這恐怕是極少有的中國人蓋了洋人一頭的事。但曲阜卻從此與鐵路失之交臂，小城的衰落也自不待言。

但過了幾年情況就不同了。1916年，圍繞隴海鐵路的東段走向又發生了一場爭論，爭論的雙方都是當時實業界的名流，一方是前清狀元張謇，一方是海州耆宿沈雲沛。所不同的是，這次雙方是為了“爭”鐵路而“論”理。當時，隴海鐵路通至徐州，沈雲沛主張向東修至他的老家海州，終點放到大浦港碼頭。而張謇則主張從徐州向東南，在徐淮一線與大運河並駕齊驅，終點是他的老家南通。中國的士大夫向來總是以“儘瘁桑梓”為標榜的，但在涉及這個敏感話題時，兩位老先生都擺出了一副高姿態。請看張謇在《為隴海線致張、解二君函》中的一段話：

南通者，中國之南通；海州者，中國之海州，非一省、一縣、一人之所得私也。

話說得很冠冕堂皇，但也僅僅是冠冕堂皇而已。到了民國初年那個時候，鐵路已成了有識之士眼中的“香餑餑”，誰不想往自己懷裡摟呢?

最後沈雲沛的主張占了上風，於是在隴海鐵路東端，一個叫老窯的小漁村開始在中國地圖上顯露頭角。但老窯這個名字太土氣，當時的報刊上稱之為“隴海鐵路終端海港”，這大概是中國地圖上字數最多的地名了。又過了十七年，當這個因鐵路而崛起的城市正式命名為“連雲港”時，作為運河中樞的淮陰已經衰落得不成樣子了。

從孔聖後裔到實業巨子，他們一個個都在鐵路麵前奔走呼號，無論是驅逐還是延攬，也無論是爭訟還是爭論，那聲音中的感情強度幾乎是同等的。而大運河卻被冷落在一邊。曆史的腳步勢利地踩過它衰老的脊梁。時間，在名流顯貴們的慷慨激昂和宏論滔滔中顫栗，抖落下夢的羽毛和語言的碎片。它成了孤獨的守望者，默默地流淌，默默地蒼老。

火車駛過來了，打破了運河沿線牧歌式的寧靜，它噴吐的蒸氣超過了所有農家屋頂上炊煙的總和，那地動山搖的喘息中隱含著一股不由分說的霸悍之氣。它是真正的龐然大物，也是一闕關於鋼鐵與火的宣言。在它突兀的路基兩側，水車在乾旱的土地上唱著古老的歌謠。女人的頭巾掩映在莊稼地裡，仿佛盛開的野百合花。農夫們趕著毛驢優哉遊哉地走過村路，他們目送這鋼鐵的怪物轟然遠去，目光中滿是迷惘。偶爾，他們會看到司爐打開爐門加煤，火焰在爐膛裡舞蹈一般跳躍著，正是那被馴服的火，化作了奔跑的力量，如同高揚的帆馴服了風，化成航船前進的力量一樣。有時候，他們為了驗證那怪物的力量，會在鐵軌上放一枚銅錢——同治通寶或光緒通寶，火車過後，那銅錢被碾成了紙一樣的薄片，淡化了原先的字跡和花紋。他們把那薄片釘在農具的把手上，成為一種裝飾。若乾年以後，農具的主人已經逝去，他的後輩還會從那銅飾上辨認出“同治”或“光緒”的字樣。但他們趕著毛驢經過鐵路邊時，目光已不再迷惘，毛驢上馱著土地上收獲的棉花、蓖麻、煙草或女人的手工藝品，在前麵的小鎮上，它們也將被裝上火車，送到更遙遠的地方。火車正在悄悄地改變著他們的生活，而這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覺中發生的。

但大運河流程中的大多數地段是沒有鐵路的，在蘇北和山東的廣大腹地，火車的聲音，大運河實際上隻是感覺到的，這種感覺中浸透了無可奈何的失落和孤寂。世道似乎並沒有什麼變化，隻是運河上的航船——特彆是遠方來的大船——越來越少了。於是碼頭上日見清冷，市鎮亦日見蕭條，連揚州那樣風光的所在也有如棄婦一般形銷骨立，在古運河邊默默地顧影自憐。大運河漸漸失去了它的商業功用，更多地回複到農業社會的原始形態。農夫們在運河裡撈取淤泥，但那不是為了疏浚河道，而是為了用於肥田，那些沉澱了千古繁華的淤泥覆蓋在莊稼地裡，催生出一茬又一茬的小麥、油菜和玉米。每年的早春季節，古運河上繁忙的罱泥船成了裡下河一帶最富於風情意義的景觀。在餘下的那些季節裡，運河上最繁忙的是打魚船。大一點的船用魚鷹，魚鷹棲在船舷上，神采奕奕地注視著水麵，打魚人的竹篙一揮，魚鷹就躍進水裡，一個猛子紮下去，眨眼工夫，說不定就叼上來一條活蹦亂跳的鱖魚或鯢斑。打魚人解開魚鷹脖子上金屬的箍，獎給它一條小魚，魚鷹就興高采烈地又躍進水裡去了。小點的船，一家兩口，婆娘在船頭上敲擊船板，聲音清脆而空曠，那是為了把水底的魚驚動起來。漢子在船尾慢條斯理地用扳罾作業，板罾起上來，十有**總是空的，即使有貨，也隻是鰟鮍一類的小角色。那夫婦臉上毫無表情，一副寵辱不驚的樣子。小船不緊不慢地一路響過去，古運河上越發清冷了……

大運河老了，一個衰老的生命總是喜歡選擇沉默的。

它或者就這樣老去，直至死亡，像世界上絕大多數中世紀的偉大建構那樣湮沒在歲月的風塵之中，成為後人永遠的追憶與憑吊；或者在冷落中等待——等待一個更加強有力的嶄新時代，那個時代不僅會給大運河帶來新生，也將給中華民族帶來史無前例的騰飛。

那麼就等待吧，對於一個經曆了二千四百多年的偉大生命來說，這次的等待大概不會太久的。

又一個黃昏蒞臨了，木葉蕭蕭，衰颯如訴，古運河上彌漫著美麗的傷感。帆影從遠方駛來，一群燕子殷勤地追逐著桅杆，幾千年以前它們就是這樣追逐的，從江南追逐到薊北，又從薊北追逐到江南。夕陽的餘輝下，你漸漸看清了航船的每個細部：油亮發黑的船板，被磨出了金屬般質感的舵柄，高大的帆篷上綴滿了補丁，有如一位浪跡天涯的獨行客，破舊的衣衫上撲滿了秋風。在這條古老的航道上，它駛過了數千年的神話和傳奇，哲學和史詩，現在它又無怨無悔地向你駛來……